我和哥哥

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和哥哥被母亲叫醒，我们并没有像贪睡的人那样磨磨蹭蹭，而是一言不发地迅速穿好衣服。吃完一碗面条（或许有荷包蛋和葱末），然后推上事先已装备好两篓蔬菜的28长征自行车出了门。此时，屋外一片漆黑。乡间小道在深夜的清光下有如一缕轻烟缭绕而去，继而不知所踪。我们一前一后上了车。在倚门而望的母亲眼中，我们的身板还过于单薄，所以上车之后车身因沉重的蔬菜而剧烈摇晃，随时有连人带车倒下来的可能，那样的话，蔬菜将泼洒一地，与横在地上的人一起构成一幅让人悲伤的画面。她委实替我们捏了一把汗，好在摇晃终于被我们制止，并渐渐地能够平稳地驱车向前，她这才松了一口气。很快，我们就消失在她的目光之中，消失在黑暗里。

是的，我们要在头班船之前赶到码头，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争取早到，能够排在距离检票口较近的位置。然后登船过江，挑一家还有空位的农贸市场，赶在第二天天黑之前将三四百斤蔬菜一斤斤卖掉。

我们的菜筐里有一柄气筒。果然，半路上哥哥的车胎瘪了。我们只好停下打气，指望破碎的车胎能维持到船上。只有过了江，而且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城里找到修补车胎的人。这时候，许多体积庞大的黑影从我们身边经过，方向一致。他们也是赶头班船进城卖菜的。当哥哥打好气，我们继续上路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恐惧，因为此时身旁不断有黑影呼啸而过引起的大风。那时候我已近视，但因为害羞和其他原因，还没有佩戴眼镜。我担心自己撞到他们的同时，也担心自己被他们撞飞。他们可都是成年汉子，身板比我要魁梧得多，拖的蔬菜也远甚于我。物理学提醒我，他们巨大的惯性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当我们终于满头大汗赶到码头，只能远远地看着检票口上方那盏唯一的白炽灯，汉子们已经占满了有利位置，纷纷蹲在车与筐或筐与车之间的水泥地面上抽烟等待，等待检票员哗啦一声打开通往船坞的铁门。烟雾充盈在光线所能抵达的空间，不少还在那些汉子们又硬又脏的头发内部旋绕。即便如此，那盏白炽灯的光线以次第减弱的方式居然也能照到很远的地方，我注意到哥哥身体镀金般的轮廓他很瘦削。

我还记得，在船上我看到了一轮下弦月。它让人感到寒冷，也让人感到忧伤。奇迹在于，与此同时它又能让人感到力量。

多年以后，我和哥哥早已摆脱了这种生活，并且搬离了八卦洲。显而易见，我们并不住在一起。父亲早已死掉，母亲和我住。只在看望母亲的时候，他才带领全家来到我这里。也就是说，走动并不频繁。老实说，年月变化已使我们兄弟之间基本无话可说。除了寒暄、递烟和泡茶，我想不到还应该做些什么。有一天，他到了我的家里，吃过午饭之后，我照例坐在电脑前做自己的事儿，他则坐在客厅看电视。后来当我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我早已忘掉了客厅里的人，陡然发现坐在客厅里的哥哥，心中不禁凛然一惊，继而无比忧伤。我的哥哥，他已人近中年，身形略有发福，居然能够昏昏欲睡地在我的客厅看整整一个下午的电视！

只有在清明，八卦洲油菜花盛开的时节，给父亲上坟时，我和哥哥才能找到一些共同话题。村里的环境容易使我们想到一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尤其是埋在土里的那个人更能让我们体会到兄弟情谊。我们并肩而行，以兄弟二人的名义和村里的人打招呼，然后不免交流一下对过往人物的看法，在此之间往事才能历历在目。

当然，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父亲。后者曾经带领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在当时看来）搞鱼摸虾。那时候的鱼虾真多，一个下午，鱼篓就沉重得需要我和哥哥用一根树棍抬着走。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经常发生争执，主要集中在鱼篓吃力点是否在树棍中心位置上。巨大的斜阳悬挂在垂死的柳树梢头。萤火虫与星光几乎同时出现。我们一路上捉了很多萤火虫。到了家门前，我们才松开手掌。于是无数的萤火虫环绕在我们周围，有如我们行走在太空中一般。

我们的父亲是一名乡村会计。他曾经是栖霞区某届人大代表，那枚用于佩戴在胸前的红绸子的代表证至今仍被一本那个时代的书所夹着。书的纸张已泛黄发脆，红绸却还很鲜艳，佩戴在正在读小学的侄子的胸前依然能够飘扬。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经常不在家，而不在家的理由似乎总是在区里开会。1996年的元月，我们的父亲猝死在被他始终誉为公社医院的乡医院里。次日大雪，我由学校车船迢迢地赶回奔丧。守灵、出殡，整个过程感觉一切都被冻住了，惟有眼泪和鼻涕双管齐下。丧事办完之后，我和哥哥坐在屋子里相对无言。想到平日里父亲总是以笔直坐在自行车上的形象准时划过我们的窗口，哥哥不禁哭了起来。这使我一下子不知所措，然后下意识地抬起胳膊拍打了一下他的脊背，但很快我就没那么做了。我想，我是弟弟，而且这不是演电影，这就是生活。

有一回，南京的几个朋友想叫我带他们去八卦洲玩。老实说，这真挺让我为难的。在我看来，迄今八卦洲唯一可以被称为旅游景点的沙漠风情园仅是一个构思诡异、设施低劣、毫无趣味的人工地带。后来我带领朋友们去了最西部的洲头，在那里，长江被梳为两条，一条从洲北流过，使著名的大厂与八卦洲近在咫尺；一条从洲南流过，使幕府山脉霭霭在望。站在这个分叉点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南京长江大桥，这自然又能使我们联想到改变八卦洲交通历史的长江二桥。

但我想到更多的是我的先人。大约七十多年前，我的祖父母带着我的父亲从这里登岸，并就此扎根。他们活着的时候，总是称安徽庐江的老家为上江，现在看来，真是再贴切不过了。那时候，像我祖父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苦于战乱和饥饿，以一个逃荒者的身份背井离乡寻找生机。那时候的八卦洲人烟稀少，遍地芦苇，汛期消失，旱季凸显，正在等待他们赶来垦荒和防洪。有如命中注定，我的祖父适时赶到。

在这里，我的祖父做过佃农，父亲替地主家放过牛。1949年，他们分到了土地。1980年代，他们再次分到了土地。而到了新世纪，他们死去，我和哥哥已经搬离，不再需要土地，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家族史。

关于我们的祖籍，有一次我在喝多的情况下和哥哥讲了一件事。我说，我跟一拨人去过安徽庐江，那里至今还挺穷。我们住在一个度假村里，度假村四周都是农田，我注意到傍晚时分有水牛被人牵着在田埂上走，一条黄狗在前面奔跑。晚上我躺在宾馆床上的时候，辗转反侧，然后就产生了幻觉，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的祖父、祖母和父亲就在度假村四周的农田里干活，他们通过死亡的途径重返故里，并恢复了当年的年纪。也就是说，我们的父亲仅是一个孩童，正和那条黄狗在泥地里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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